至此，我開始省悟到，這兩位文化巨人的治學方法，集中到一點，就是要善於限制自己。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啟發，我終於下決心擱下了​​文學，把它僅僅作為一種業餘愛好保留下來，而把主要精力全部撲到哲學上。

新的煩惱又隨之而來了。哲學本身也是一門內容豐富的科學，它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、邏輯、自然辯證法、美學、中國哲學史、外國哲學史等一系列學科。這些學科都是相互聯繫、相互滲透的。誰想孤立地把其中一門學科搞深搞透是不可能的，這就要求搞哲學的人要具備廣博的基礎知識。但從另一方面看，這些學科中的任何一門都擁有巨大的信息量，都可以耗盡一個人的畢生精力。因此，如果不深入地鑽研其中的一門學科，而在所有的學科上平均使用力量的話，勢必分散精力，一事無成。我經過充分的考慮，決定把自己的興趣放在外國哲學史這門學科上，並儘一切努力把基礎打得更寬厚、更紮實一些。一方面要講“專”，要限制自己；一方面又要講“博”，要融會貫通。這個關係究竟如何處理呢？我採取了以下的辦法：

一、建立一個合理的專業學習的知識結構。經過分析，我發現，要掌握外國哲學史這門學科，至少必須同時掌握以下四門學科：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和原著選讀、西方哲學史原著選讀、英語、世界通史。這四門學科中，忽視任何一門，都會直接影響到外國哲學史的學習。因此，我把這四門學科加上外國哲學史統稱為專業學習的知識結構。特別在剛開始啃外國哲學史的階段，我把自己的精力和時間絕大部分用在這些學科上。這樣一來，我就在較短的時間內掌握了外國哲學史這門學科，並把這門學科建立在一個必要的、有一定廣度的基礎知識面上。

二、把研究的領域和了解的領域嚴格地區分開來。所謂“研究的領域”，也就是深入進行探索，並撰寫學術論文的領域。所謂“了解的領域”，就是限於一般的閱讀和思索，並能通曉其基本原理和發展史的領域。我把研究的領域限定為外國哲學史，同時把了解的領域規定為以下的學科：西方美學史、西方倫理學史、基督教史、自然科學史、邏輯史、西方經濟思想史、政治法律思想史、近代心理學史等。這些學科，在內容上與外國哲學史息息相關，不了解、不關心是不行的。比如，熟悉和了解近代心理學史，對於研究笛卡爾以來的西方近代哲學史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。當然，要熟悉那麼多的學科，在短時間內是有困難的。因此，我制訂了一個較長的計劃，決定在五年左右的時間內逐步攻下它們，以便為外國哲學史的研究提供一個盡可能廣博而又紮實的基礎。總之，我體會到，無目的的“博”是無用的，正如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說的：“博學並不就是智慧。”“博”只有為“專”服務才是有價值的，了解的領域只有服從於研究領域的需要才是有意義的。

三、節約每一分鐘的時間，為形成博專結合的知識體係而努力。對於個人來說，生命是有限的，知識卻是無限的。要想在某個方面有所造就，就一定要節約盡可能多的時間，集中加以使用。所謂限制自己，在某種意義上說，也就是要合理地安排和利用自己的時間。我採取的具體措施是：1.嚴格控制和電影、電視、文學作品接觸的時間，只准自己看那些報上介紹的、比較好的作品或對熟悉外國哲學史有較大幫助的作品(如電影《拿破崙在奧斯特里茨》)。2.接受、借鑒別人的治學經驗和方法。這樣常常可以少走彎路，節省大量的時間，用到刀口上去。我在學習一門新的學科前，總要請教在這方面有造詣的老師，聽聽他們的意見，該讀哪些書，按照怎樣的順序來讀，這樣對自己是非常有幫助的。

由於我把自己的精力嚴格地限制在外國哲學史這門學科內，比較正確地處理了博與專的關係，思考深入了，也就有了自己的見解。從1980年9月到1982年3月這一年半時間內，我在《哲學研究》、《學術月刊》、《復旦學報》等雜誌上連續發表了九篇哲學論文，計五萬餘字，並被《國內哲學動態》雜誌吸收為通訊員。與此同時，我又考取了本校外國哲學史研究生，主攻德國古典哲學。

在新的學習環境中，我又重新回味了歌德、黑格爾的治學方法，決心在不斷開拓自己的知識面的基礎上，由博返約，對外國哲學史，尤其是德國古典哲學作出更深的思索和研究；同時，盡快把第二外語——德語搞上去，以便寫出質量較高的學術論文，為推進和發展我國的科學事業儘自己的一點微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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